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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爾文啟示認知論對中國文化更新的鑒補意義探析

2019-11-08 02:11:52 求知導刊 2019年19期

摘 要:加爾文啟示認知論作為一種宗教哲學與價值體系,對中國社會及文化現代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文章從加爾文啟示認知論視角來照察,依循仁愛觀與超越觀兩個層面來拓展一條新的思想之路探尋其與中國文化二者之間的關聯及對中國文化的更新所帶來的啟悟與借鑒意義。

關鍵詞:達爾文啟示認知論;中國文化;仁愛觀;超越觀

中圖分類號:B920

文章編號:2095-624X(2019)19-0021-02

作為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的產物,從中世紀黑暗的歷史陰霾中裂變出來的更正教各宗派,是基督教的思想解放與多元開放的表征。其中,加爾文的啟示認知論推崇《圣經》的絕對的唯一權威,否認所謂的天主教“傳統”及羅馬教宗的權威,倡導信眾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奠基于此而塑造的文化便潛藏著活力進取的情態,由此使得西方文化母體中就形成一種自我更新的機制。然而,歷經漫長歲月模造的中國傳統文化延展出一種如金觀濤所說的“超穩定結構”,卻沒有這種自我更新的機制,因而,它就需要在與外來異質文化的交流與融匯中達至文化的更新。

中國文化的更新亦確是一個極其艱難的認知與判準的進路。為此,海外學者許志偉教授提出了一個關于它的界說,即“文化的本體,或者說文化存在的基礎,乃是一關系(relationship)。”他闡明,“這是因為,關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題,儒家的仁學和道釋的緣起說從人際與人物兩個角度曾對關系做過精辟解析,因此關系幾乎成為中國文化的傳統特征。也有人習慣于從關系中去體認一切……認為每個人都是他所屬關系的派生物,他的命運同群體息息相關。這就是中國人文主義的人論。”[1]

但是在此,我們同樣看到,中國文化中的關系較多是水平層面上的關系,而鮮有對人與先驗的、超越的本有之間垂直關系的關注,這是中國文化絕對人文特質的彰顯。而在這一方面,加爾文啟示認知論中關于三位一體之神的自啟及神人關系的啟示正好補足中國文化在關系上的缺憾,“唯其如此才能真正獲得并體現必然的生存基礎,才能促使中國文化從單一平面的關系上提升至完整立體的關系,走出主體關系、認知關系和人際關系這三大內在難題所制約的困惑。”[2]這亦可視為中國文化更新的一條可能性進路。

沿著這樣的思想路徑,筆者在前輩們研究的根基上認為,加爾文啟示認知論對中國文化更新的鑒補,適宜依循兩個層面探尋。

一、仁愛觀層面

作為傳統文化的儒家在中國人倫文化的土壤中將“仁”由人際關系層面上升到人的本質的自然提升,仁是作為人性的本質。但由于儒家傳統以人倫親愛為重,宗法的色彩更濃,而這恰恰成為它的弊病。由于其宗法性難以克服及超越性的不足,再加之過度強調人倫關系的具體分析及其中情愛的具體性,表達了對日常生活經驗的實際和經驗提升的過度關注,由此導致的相對性就在所難免。

相比之下,根本上講,加爾文啟示認知論的仁愛思想具備較高的超越性,也就易于變更其具體的歷史形式,并隨歷史的變化發展提純到更高更新的道德水平。加爾文以獨一上帝為仁愛的憑據,并且將信與愛關聯起來,這在《基督教要義》第三卷第二章第41節中有明顯的體現。加爾文表明,在領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后,愛勢必是最自然的回應。加爾文極力申辯,信在愛之先。對他而言,人若認識了上帝的愛,自然就會以愛來回報。

除此以外,加爾文論到愛,還將其與更富超越性的“舍己”連接在一起,在《要義》第三卷第七章第8節和第二卷第八章第54節都說到不以自己為中心,才能去愛,必須先“看無自己”,這樣的人才能夠愛上帝愛人。以十誡為例,前四誡是對上帝,后六誡是對人,總結于愛上帝愛人,由敬畏上帝出發而愛上帝,接著就是要愛人[3]。

以上論述表明,《圣經》宣揚的愛實際上涵蓋諸多層面,而它所倡導的“愛人如己”“互敬互愛”更是對世間人際關系的彰顯。此外,《提摩太前書》還對家庭規范做了比儒家更微細與詳盡的約制:“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姐妹;總要清清潔潔的。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這些都是人所當謹守的最起碼的道德操守。

總括來看,加爾文啟示認知論所欲表達的是一種神、人、己等多方的關聯與和諧。于是,從這種神人和諧、人己和諧、人人和諧,達至整個社會之和諧。由此可見,加爾文啟示認知論中所宣明的愛的周詳性與超拔性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儒家仁的思想的欠缺的一個有益的充實與補充。

二、超越觀層面

在天人之際的超越觀問題上,儒家倫理主張修身成仁在己,因而看重道德的踐履;加爾文宣導救贖之路在上帝,由此強調信仰的力量。二者在道德路徑上的差別,即反映了人之本與神之本的本根差異。

然而,如若對二者在“超越觀”之關聯上進行深究,依然能夠發現它們的交集。

熟稔基督教真理特質的人必定知曉,它有很強的“似非而是”的“吊詭性”(Paradox),基督教常用這一特殊方式來表達那表面上矛盾、而內里卻迥然相反的思想觀念。

譬如,在馬太福音,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又譯為否定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是要救自己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前文我們已經提及加爾文關于“愛”與“舍己”之間關聯的申述。但不明此理的人據此就誤解,耶穌的話是對人的尊嚴的貶抑和否棄,而這與當今心理學所宣導的“自我肯定、自我激賞、自我悅納”以及儒家的“慎獨修身”等是背道而馳的。

加爾文《要義》的第三卷中討論了基督徒的生活,他提出基督徒重生的目標就是成圣,而成圣的第一步即是“克己”,和合本圣經的譯法是“舍己”,原文接近英文翻譯“DenialofSelf”,就是“拒絕自己”“看無自己”,用加爾文的話來說就是徹底死去(mortification)。

加爾文又在《要義》第三卷第八章以背負十字架為“拒絕自己”的一部分,按加爾文的理解,“背負十字架”是以此來訓練自己對上帝的順服。加爾文談到,“圣徒在忍耐中經歷到上帝照自己的應許供應他們所需要的幫助。這經驗也剛強他們的盼望,因為若信徒在苦難中經歷上帝的幫助之后,若不相信上帝在未來將會一樣信實,這是極大的忘恩負義。因此,我們確能從背負十字架當中受益。”[4]這樣的十字架,不是抽象虛無縹緲的靈性體驗,而是歷練自我的一個機緣。

事實上,加爾文在此所要說明的是,所謂的“舍己”其實蘊涵一個先后的次序,必須先棄掉一個“破舊的老我”,才能收獲一個被淬煉了的“新我”。“老我”故去,“新我”復生。由此,我們可以體悟到,加爾文的“舍己”觀所要表達的人生終極標桿,其實與孔子所說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狀態和人生境界是相仿的,雖進路相異,卻旨趣相同。它站在“自我否定”的入口,借由“生命重生”和“新人”的獲得,而達至對“老我”的質的超越。

相較之下,現代心理學知識的“泛濫”和誤用,在某種程度上并沒有消減和抑制當下心理問題的滋生。而儒家的修養工夫也被韋政通所指責,看得太輕易了,以至于道德實踐流于虛玄[5]。儒家文化的樂感心理又將自身沉醉于閉鎖自圣的狀態當中,也就缺乏了像加爾文信仰傳統下的罪感懺悔心理,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這可能成為今后在“超越觀”問題上進行跨文化鑒補的一個考量。

應該說,加爾文啟示認知論對文化影響更完整的歷史記錄,還有待撰寫,上述一切論點不過是試驗性的指標,旨在測定加爾文啟示認知論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文化以及可能涵括的意涵。雖然如此,借由上面適度的探討之后,還是能夠做出如下結論:解讀加爾文不僅僅是解讀過去,也是更深入地了解現在。過往的記憶,持續塑造著現代文化。盡管加爾文已長眠于日內瓦某處不知名的墳墓,但他的思想與影響,依然在他有份建構的文化觀當中,生生不息……

參考文獻:

[1]許志偉,陳榮毅.從三一神學突破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系研究——中國文化更新的神學思考綱要之一[J].維真學刊,1994(2).

[2]陳麗.對話視域下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融通[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6).

[3][4]Calvin,J.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M].ed.John T.McNeill,trans.Ford Lewis Battles.Philadelphia:The Westminster Press,1960.

[5]韋政通.儒家與現代化[M].臺北:水牛出版社,1989.

基金項目:2018年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加爾文歸正信仰啟示觀研究”(18ZXB008);江蘇第二師范學院2015年度博士專項基金項目“加爾文啟示認知論研究”(JSNU2015BZ18)。

作者簡介:陳麗(1977—),女,江蘇徐州人,江蘇第二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宗教哲學、文化哲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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